八戒策略荐书丨查尔斯·蒂利《旺代：1793年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社会学分析》中文版新发_叛乱_农村_社区

⭐八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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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间，就差一个置顶星标

编者按

1793年3月中旬，法国西部的旺代地区爆发了一起轰轰烈烈的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由教士和农民组成的叛军一度势如破竹，疾风骤雨般攻城略地，却又在数月内迅速溃败。这场曲折而复杂的反法国大革命运动，催生出了大量文学作品以及学术研究。“21世纪社会学之父”查尔斯·蒂利的博士论文也献给了这个主题，历经八年打磨，终成专著《旺代：1793年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社会学分析》。

本书从社会学视角重新定义了传统的历史研究，抽取了关于城市化以及社区组织关系的一般概念，系统比较大革命时期法国南部各子区域的社会经济情况，在方法论层面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研究建议。本书既是蒂利的第一本专著，也被许多人认为是其最好的一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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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代：1793年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社会学分析》

[美]查尔斯·蒂利著

熊俊诚译

定价：98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丨2025年6月

Part.1

内容简介

本书从社会学的视角对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重要事件——旺代之乱进行了分析。本书区分并比较了位于法国西部的莫日地区以及瓦尔和索米卢瓦地区，重点比较它们在政治、经济、宗教和邻里关系上的差异和变化，由此追溯了从1789年到1793年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历程，并将其模式与法国西部地方性社区的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在对大量史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书有力地指出了不同社区对法国大革命持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

Part.2

著译者简介

查尔斯 ·蒂利（1929—2008），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伯滕威泽社会科学教授，曾在特拉华大学、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等校兼任教职；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美国哲学学会、美国艺术与科学促进会会员。

熊俊诚，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法学（政治学）博士。现为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史、法国革命史。

Part.3

序言

致谢

第一章导论

第二章法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化

第三章安茹南部地区的城市和子区域

第四章农村的社区和阶层

第五章农村的邻里关系八戒策略

第六章堂区神甫与教权主义

第七章农村经济

第八章权力

第九章法国大革命

第十章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经济

第十一章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宗教

第十二章政治危机

第十三章反法国大革命运动

附录一估算某地区职业分布的程序

附录二职业阶层分类概览

附录三莫日地区的纺织品产量

参考文献

译后记

Part.4

序言节选

旺代之乱是欧洲最后的大规模农村叛乱之一。虽然之后还有很多叛乱，如持续到20世纪的西班牙起义、俄国革命期间兴起的农民运动、法国农村对1851年拿破仑三世政变的大规模抵抗，以及其他地方的叛乱，但在1793年时，旺代这一脉的叛乱已经日趋衰落。农村叛乱曾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在漆黑大厅中的先辈肖像中，好奇的访客会看到1358年法国的扎克雷起义、1381年英国的农民起义、15世纪20年代波希米亚的胡斯派和塔博尔派的叛乱以及1525年德国的农民战争。可以辨认出这些古人虽然一脉相承，但其服饰的细节往往赋予了他们一种陌生的感觉。虽然这听上去像是一个悖论，但千禧年的愿景、对平等主义的呼吁和对自由的要求，更像是中世纪叛乱而非现代叛乱的特征。

当我们这位虚构的访客继续漫步在这一幅幅17世纪的油画之间时，他能更加清楚地看出旺代之乱与这一家族的相似性。仅在法国的这一分支中，他便会注意到“赤足汉”起义、乡巴佬起义和红帽起义。在那里，他会看到许多1793年旺代之乱的显著特征：它反对资产者、反对资本家与反对国家的敌意，它把不同社区动员成为整个社群，它依赖于那些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和领导能力都超越了单个社区层面的贵族、教士和职业人员。所以旺代之乱虽然出现较晚，但并不缺少其渊源谱系。

从表面上看，19世纪的农村叛乱貌似在减少，但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进行了一场洲际迁徙。当农村叛乱在欧洲消失的时候，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农村叛乱却愈演愈烈。这绝非简单的巧合，因为农村叛乱追溯了民族国家、市场和资产阶级所有权的兴起。到了19世纪，民族国家、市场和资产阶级所有权已经战胜了欧洲大部分农村社区的特权和自由。欧洲乡村的抵抗能力已经崩溃。北美的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国家建构和资本主义的扩张依然在飞速进行。当它们遭遇确立已久的农村社区，并且侵犯这些社区的现存权利时，叛乱就会接踵而至。

并非所有的农村叛乱都有相似之处。近年来有关农村历史的研究让我们得到了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即引发反叛的不满因素既是具体的，也是多变的。过去，研究者常把农村叛乱描述为对苦难或快速变化的社会无的放矢的反应，但与之相反，近二十年来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揭示了一种对明确侵犯既定权利的普遍反应模式。在欧洲，而且很有可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即新增的和加剧的税收一直是促使大规模的而非单独某个乡村进行农村反叛的最重要的因素。税收叛乱传递了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是对苦难的直接而简单的反应。有人可能会认为，新增的税收仅仅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细究之后就会发现，这些叛乱的焦点实际上恰恰在于税收：税收不仅侵犯了现有的地方性权利，还对农村社区开展其重要活动的能力造成了威胁。

税收叛乱往往并不会在苦难最为深重、矛盾最为尖锐的时刻最为频繁而迅猛地爆发。因为真正悲惨的人将其绝大部分的精力用在了艰难求存上，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反叛。为了理解为什么在美国革命爆发的前十年，北美的殖民者们被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以抵抗不公正的税收，我们其实无需援引物质的匮乏、巧妙的操控或贪婪的短视这些原因，而是可以直接采纳殖民者们自己的说辞：他们认为英国强加的新税收侵犯了美洲的权利和善政的原则。基于这样的信念，他们抵挡住了英国对美洲权利的侵犯。

索米尔之战（1793年6月9日）

这种普遍的观察同样适用于其他典型的农村叛乱形式：粮食暴动、土地占领和反征兵运动。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对侵犯农村权利的特定行为进行纠正。在这些情况中，村庄对当地粮食的生产或储存、对当地的土地以及对其年轻男性劳动力所具有的优先权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当这些权利早已得到了充分的确立，但商人、地主或者官员却想要侵犯这些权利，而这些村庄又有足够的组织和资源去反抗的时候，就会爆发某种形式的叛乱。这些不满因素是具体的、特定的、定义明确的。然而，正如地方性权利和剥削的形式因地而异一样，每场叛乱的具体情况也会有所不同。

上述论断似乎在说农村叛乱总是防御性的，总是对别人破坏既定秩序的行为做出反应。“总是”这个说法过于绝对了。因为对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农村而言，防御性的叛乱是一个一般性规则，但并非铁律。我们需要用两个重要的条件加以限定。

第一个限定条件是，一些最初是防御性的农村叛乱会改变方向，或者通过联合农村地区之外的其他具有不同不满因素的反叛群体，从而与社会或政治变革的主要运动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的农民战争》一书中，埃里克·沃尔夫展示了我们时代一些最伟大的农村运动——包括俄罗斯、中国、墨西哥和越南——如何在最初以纠正当地的不满因素为主要导向，但通过联合与对抗的互动，逐渐发展成为强有力的革命力量。沃尔夫的分析能够解释农村在主要的欧洲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

第二个限定条件是，在一些农村地区确实出现过一些真正具有进攻性和前瞻性的运动，它们主张新的权利而不仅仅是捍卫旧的权利，有时甚至为重要的农村叛乱提供了基础。西班牙农村的无政府主义和意大利农村的社会主义就是例子。在这些案例以及其他类似的案例中，这些运动本身最初是防御性的，但是在叛乱爆发前就已经取得了新的进攻方向。同样，与外部人士，尤其是与有组织的工匠和激进的知识阶层的联盟，在农村反叛从防御性转向进攻性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旺代之乱中发生了一个相反的过程。一系列的地方性冲突不仅与那些在旧制度中标准的地方性冲突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而且逐渐演变并合并成了一场明显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叛乱。本书追溯了从1789 年到1793年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并将其模式与法国西部地方性社区的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意在展现那些类似于长期激起税收叛乱、粮食暴动和反征兵运动的不满因素，如何变成驱动一场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大规模运动的动力。换言之，它揭示了那些在法国农村其他地区为大革命发挥作用的不满因素和行动方式，实际上大力推动了旺代地区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叛乱。

本书对这一矛盾的解答并非那种显而易见的观点，即认为这些不满因素和行动方式的确与农村运动的革命特征或反革命特征毫不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地区的人员将他们特定的不满因素融入了他们已经确立的世界观之中，也可能是因为那些善于摆布他人的领导者利用农民身上的愤怒来达到这些领导者自身的目的。实际上，本书含蓄地援引了一条古老的政治原则：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它描绘了一个由农民、农村工匠、教士和贵族组成的联盟，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期、基于不同的理由而联合起来，去反抗在18世纪就已经获得了经济权力，并且在法国大革命初期迅速掌控地方和区域政治机器的资产阶级。正如在法国其他地方那样，在旺代地区掌权的资产者得到了来自全国的政府中的资产者同僚们的大力支持，但是与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同僚们不同，旺代的资产者在农村缺乏盟友和权力基础，无法镇压他们的敌人、缓和不满者的情绪以及在剩下的人群中获得积极的支持。这种情况为何以及如何发生，便是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

就这一研究领域而言，本书自出版以后经受住了十多年来学术研究和批评的考验。之后的学术研究普遍证实了本书对其主要集中研究的区域——安茹南部地区——的结论。例如，珀蒂弗雷尔对1793年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参与者进行了新的分析，他将大革命后的津贴申请作为新的证据，添加进了我所研究过的1793年的文献之中八戒策略，并且仔细检验了这两部分的证据。珀蒂弗雷尔得出的有关安茹南部地区参与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结论，与你们在本书中看到的基本一致。

然而，要想简单地将本书的发现推广到其他关于法国西部地区反法国大革命的学术研究中，就相对希望渺茫了。尽管其他研究该主题的学者们也证实了当地反对资产者联盟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指出，那些成群结队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人员基于不同的区域特征而表现得大不相同。例如，勒高夫和萨瑟兰发现，在布列塔尼，整个农村社区都倾向于反对那些选择投身于大革命的“小贵族”。

至于本书的不完善性，我是第一个对此表示惋惜的人。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你们都能发现我对此表达的歉意，因为我未能对18世纪安茹地区不断变化的财产关系、教会地产的革命性出售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主题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现在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本书没有更充分地讨论旺代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理解整个法国大革命进程的意义。如果它能包含更多对同一时期法国其他地区反大革命运动的持续分析，那么我会更高兴。然而，任何一项上述的改进工作，都将会使我这本已经花了八年工夫准备的书，要再过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真正面世。而为这样的改进工作投入更多的时间是否合情合理，也是不确定的。

无产阶级化和国家集权是本书所涉及的重要问题，但本书也仅是涉及而已。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有待讨论，比如革命领导权的性质、暴力的根源、镇压的影响以及政治权利的兴衰。的确，本书遗留了大量未完成的议题，然而请允许我借用一句自卖自夸的老话：一本好书开启诸妙法门，使人皆欲入乎其内。如果本书开辟了通往其他人想要探索的地方的道路，那这就足以成为它被写就的理由。

【转自格致】